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今天的反动势力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集封建与买办之大成，他们是全面武装，武装到了牙齿了。文艺是宣传的利器，在这一方面不用说也早已全面动员“戡乱”了。因此，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騷》咏美人香草，素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什么是黄？就是一般所说的黄色文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色情、神怪、武侠、侦探，无所不备，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醉人民意识的工具。在黄色作家群中，多是道义观念贫弱的穷文人，性格破产者，只要靠一枝毛锥可以糊口，倒不必一定有祸国殃民的明确意识，但作品倾向是包含毒素的东西，一被纵容便象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等于鸦片。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足以消磨斗志，甚至毁灭人性，在今天集反动之大成的当局当然也就更从而加紧利用。利用的方法很多，或用金钱津贴，纵容放任，暗中加以保护，这是无形的利用。还有有形的利用，便是使他们的意识彻底反动，以反人民为主题，明目张胆地帮助“戡乱”，或于黄色的方块报中时时插入一些反人民的言论，以利宣传。这样被利用的结果，这黄色之祸，也就更加猛烈起来，黄河决口，不是山于自然崩溃，而是出于有心的抉发了。然而黄河本身其罪固不小，我们断难容恕的是这抉发黄河的滔天大罪。
什么是蓝？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胜利前潘公展在重庆曾经组织过“著作人协会”，胜利后张道藩又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都是存心和由战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相对立的。但他们事实上都只有协会而无作家。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但我想：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朱监委虽然不是普通意义的“作家”，而是表表堂堂的一名文艺学学者，现今正主编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杂志》。我现在就把他来代表蓝色。
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因此得以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一一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这俨然是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东方说到孔丘、老、庄，还有释迦牟尼，西方则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说到尼采和克罗齐，又是哲学，又是文艺，又是《神曲》，又是佛典，一下是嵇康、王羲之、陶潜、杜甫，一下又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斯蒂文生，学通中外，道贯古今，的确是够教授的斤两，也够监察委员的斤两的。然而他兑了一些什么呢？他只说了一篇连自己也并未能圆其说的宿命论而己。他说：“人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来爱看戏底，另一种是生来爱演戏底”，“这是一件前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底事”。真是呜呼妙哉了！中国到了今天，还有这样高明、坐享盛名的大学教授！这些都不必管，且看这位大教授自认为属于他所说的那一类型。教授自己说 “我们这批袖手旁观底人们”，他当然是属于“看戏底”的类型了。但要留意，这倒并不是谦虚，而是自命为和孔子、老子、庄子、释迦、耶稣、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尼采、克罗齐等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的。但是，不幸得很，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属于那一类型的，就亲自“袖手旁观”过我们这位当今大文艺思想家，在重庆浮屠关受军训的时候，对于康泽特别“毕恭毕敬”地行其军礼，那到底是在“看戏”，还是在“演戏”呢？我在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问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的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只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你稀到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什么是白？这是一批无色而其实杂色的货色。有属于封建型的，也有属于买办型的。无色的白，在光学上讲来是诸色的混成，文艺上的无色派事实上是各种颜色都杂在里面的。当然有的是天真的白，但也有的是伪装的白。故在这儿可以有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黄色的方块报，最后还有我将要说出的黑色的萧乾。别种货色的反动作家，伪装成白色，固然是反动之尤，即无心的天真者流，自以为虽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无党无派，不左不右，而正位乎其中，然而狡猾的反动派在全面动员“戡乱”之下对他们却乐得利用。自己伪装为白色固然是利用，让天真者作为花瓶，甚至拉一两位“前进者”来伪装 “前进”，是尤其恶劣的利用。在这儿，我倒有一个或许会被认为十分偏激的见解，“前进者”固不用说，天真者的作家们，在今天最好不要敷衍或顾忌反动势力而写，写了也决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报刊上发表。敌人正想利用你的天真，你又何苦让自己去给人家当伪自由主义的幌子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区别出有些无色者之流入于御用是出于因袭旧套，和另一批因循苟合者稍有不同。前者因客观传统的束缚而无力自拔，后者却因主观策励的薄弱而和光同尘。那一批和光同尘者流，说不定还会自诩聪明，所谓“明哲保身”，然而要当心，老兄们已经在“曲线戡乱”了。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 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娄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我们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们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人们要袖手旁观，就请站远一点，或站在隐蔽的地方。假使站进敌对阵营里去而自以为在袖手旁观，那就请原谅，你就不受正面射击，也要被流弹误伤。有人或许自认为“我是入虎穴而取虎子”，但请当心，你不要已经为作伥了。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但假使有今天的朋友而走上相反的道路，明天也可以成为敌人。我们也知道一味消极的打击并不能够消灭所打击的对象。我们要消灭产生这对象的基础。人民真正作主的一天，一切反人民的现象也就自行消灭了。我们同时也要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人民文艺取得优势的一天，反人民文艺也就自行消灭了。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1948年2月10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