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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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是,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我们今天来衡论文艺也就是立在这个标准上的,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提倡。大别地说,是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封建性的,另一种是买办性的。今天的反动势力家垄断资本主义,是集封建与买办之大成,他们是全面武装,武装到了牙齿了。文艺是宣传的利器,在这一方面不用说也早已全面动员“戡乱”了。因此,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騷》咏美人香草,素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这些话见所作《一种新希望》,登在去年十月二十一日的《益世报》。)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你看他的抱负多大,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

什么是黄?就是一般所说的黄色文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色情、神怪、武侠、侦探,无所不备,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醉人民意识的工具。在黄色作家群中,多是道义观念贫弱的穷文人,性格破产者,只要靠一枝毛锥可以糊口,倒不必一定有祸国殃民的明确意识,但作品倾向是包含毒素的东西,一被纵容便象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等于鸦片。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效的麻醉剂,足以消磨斗志,甚至毁灭人性,在今天集反动之大成的当局当然也就更从而加紧利用。利用的方法很多,或用金钱津贴,纵容放任,暗中加以保护,这是无形的利用。还有有形的利用,便是使他们的意识彻底反动,以反人民为主题,明目张胆地帮助“戡乱”,或于黄色的方块报中时时插入一些反人民的言论,以利宣传。这样被利用的结果,这黄色之祸,也就更加猛烈起来,黄河决口,不是山于自然崩溃,而是出于有心的抉发了。然而黄河本身其罪固不小,我们断难容恕的是这抉发黄河的滔天大罪。

什么是蓝?人们在这一色下边应该想到著名的蓝衣社之蓝,国民党的党旗也是蓝色的。胜利前潘公展在重庆曾经组织过“著作人协会”,胜利后张道藩又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都是存心和由战时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相对立的。但他们事实上都只有协会而无作家。记得在重庆时蒋宋美龄曾与谢冰心作过一番谈话。蒋宋美龄问“中国国民党为什么没有一位女作家”?谢冰心回问“中国国民党又有那一位男作家”?这是在文艺圈子里面传播得很广的一段插话。但我想:冰心在回问时恐怕疏忽了一点,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朱监委虽然不是普通意义的“作家”,而是表表堂堂的一名文艺学学者,现今正主编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杂志》。我现在就把他来代表蓝色。

抱歉得很,关于这位教授的著作,在十天以前,我实在一个字也没有读过。为了要写这篇文章,朋友们才替我找了两本《文学杂志》来,我因此得以拜读了他的一篇《看戏与演戏一一两种人生理想》(二卷二期)。这俨然是一位教授写的文章,东方说到孔丘、老、庄,还有释迦牟尼,西方则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说到尼采和克罗齐,又是哲学,又是文艺,又是《神曲》,又是佛典,一下是嵇康、王羲之、陶潜、杜甫,一下又是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斯蒂文生,学通中外,道贯古今,的确是够教授的斤两,也够监察委员的斤两的。然而他兑了一些什么呢?他只说了一篇连自己也并未能圆其说的宿命论而己。他说:“人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生来爱看戏底,另一种是生来爱演戏底”,“这是一件前生注定丝毫不能改动底事”。真是呜呼妙哉了!中国到了今天,还有这样高明、坐享盛名的大学教授!这些都不必管,且看这位大教授自认为属于他所说的那一类型。教授自己说 “我们这批袖手旁观底人们”,他当然是属于“看戏底”的类型了。但要留意,这倒并不是谦虚,而是自命为和孔子、老子、庄子、释迦、耶稣、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尼采、克罗齐等等大思想家并驾齐驱的。但是,不幸得很,我这个不知道应该属于那一类型的,就亲自“袖手旁观”过我们这位当今大文艺思想家,在重庆浮屠关受军训的时候,对于康泽特别“毕恭毕敬”地行其军礼,那到底是在“看戏”,还是在“演戏”呢?我在这里还可以更进一步问当今国民党当权,为所欲为的宰治着老百姓,是不是党老爷们都是“生来演戏”的,而老百姓们是“生来看戏”的呢?照朱教授的逻辑说来,只能够得出一个答案,便是“是也”!认真说,这就是朱大教授整套“思想”的核心了,他的文艺思想当然也就是从这儿出发的。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你稀到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

什么是白?这是一批无色而其实杂色的货色。有属于封建型的,也有属于买办型的。无色的白,在光学上讲来是诸色的混成,文艺上的无色派事实上是各种颜色都杂在里面的。当然有的是天真的白,但也有的是伪装的白。故在这儿可以有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黄色的方块报,最后还有我将要说出的黑色的萧乾。别种货色的反动作家,伪装成白色,固然是反动之尤,即无心的天真者流,自以为虽不革命,也不反革命,无党无派,不左不右,而正位乎其中,然而狡猾的反动派在全面动员“戡乱”之下对他们却乐得利用。自己伪装为白色固然是利用,让天真者作为花瓶,甚至拉一两位“前进者”来伪装 “前进”,是尤其恶劣的利用。在这儿,我倒有一个或许会被认为十分偏激的见解,“前进者”固不用说,天真者的作家们,在今天最好不要敷衍或顾忌反动势力而写,写了也决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报刊上发表。敌人正想利用你的天真,你又何苦让自己去给人家当伪自由主义的幌子呢?我们在这里还可以区别出有些无色者之流入于御用是出于因袭旧套,和另一批因循苟合者稍有不同。前者因客观传统的束缚而无力自拔,后者却因主观策励的薄弱而和光同尘。那一批和光同尘者流,说不定还会自诩聪明,所谓“明哲保身”,然而要当心,老兄们已经在“曲线戡乱”了。

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自命所代表的是“贵族的芝兰”,其实何尝是芝兰,又何尝是贵族!舶来商品中的阿芙蓉,帝国主义者的康伯度而已!摩登得很,真真正正月亮都只有外国的圆。高贵得很,四万万五千万子民都被看成“夜哭的娃娃”。这位“贵族” 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弟兄、白面娄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就和《大公报》一样,《大公报》的萧乾也起了这种麻醉读者的作用,对于这种黑色反动文艺,我今天不仅想大声疾呼,而且想代之以怒吼:

御用,御用,第三个还是御用,
今天你的元勋就是政学系的《大公》!
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
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

今天是人民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反人民的势力既动员了一切的御用文艺来全面“戡乱”,人民的势力当然有权利来斥责一切的御用文艺为反动。但我们也并不想不分轻重,不论主从,而给以全面的打击。我们今天主要的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这一批“作家”。他们的文艺政策(伪装白色,利用黄色等包含在内)、文艺理论、文艺作品,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我们今天要号召天真的无色的作者,和这些人们绝缘,不和他们合作,并劝朋友不合作。人们要袖手旁观,就请站远一点,或站在隐蔽的地方。假使站进敌对阵营里去而自以为在袖手旁观,那就请原谅,你就不受正面射击,也要被流弹误伤。有人或许自认为“我是入虎穴而取虎子”,但请当心,你不要已经为作伥了。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但假使有今天的朋友而走上相反的道路,明天也可以成为敌人。我们也知道一味消极的打击并不能够消灭所打击的对象。我们要消灭产生这对象的基础。人民真正作主的一天,一切反人民的现象也就自行消灭了。我们同时也要从事积极的创造来代替我们所消灭的东西。人民文艺取得优势的一天,反人民文艺也就自行消灭了。凡是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正义感的朋友们,都请拿着你们的笔杆来参加这一阵线上的大反攻吧!

1948年2月10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