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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日报：《大秦帝国》落选 孙皓晖如是说
记者李晶
记者：自作品问世以来，外界一直争议很大，您自己如何看待以16年之功打磨出的长篇巨著《大秦帝国》，它到底想表达什么？
孙皓晖：《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是在以文学艺术的形式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史。所以，《大秦帝国》的全部内容，都在叙述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强势生存故事，在展现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在发掘那个时代的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于两千余年对秦帝国时代的严重误读与扭曲，对于《大秦帝国》这样一部作品发生争议，是非常正常的。争议的指向也表明，反对者所秉持的思想立场，一个是传统史观，一个是西方价值观。所以，对这些反对与批评意见，我完全不感到意外。一个国家的文明理念要达成基本的共识，需要长时期的百家争鸣。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对我们民族文明的反思与讨论中来。
记者：众多读者热捧小说《大秦帝国》，其拍成电视剧也获广泛认可。但是，在第8届茅奖评选中其甚至未能入围42强，对此您是否有思想准备，如何看待这个窘况？
孙皓晖：《大秦帝国》落选茅盾文学奖，是完全正常的，不是什么窘况。我对自己的文明理念与历史观，对《大秦帝国》这部作品，有着无比充分的自信，从来不以获得任何奖项为目标。从另一方面说，我既然参选，就必须坦然接受这一奖项机构做出的任何评判结果。这一点精神境界，我还是有的。再说一遍，没有什么窘况，在旧史观与西方价值观还严重弥漫于我们社会的情况下，《大秦帝国》的落选再正常不过了。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我不会去触及秦文明这个历史话题。
记者：陕籍著名诗人王久辛站出来力挺您的《大秦帝国》，认为其未获茅奖是茅奖本身的损失，你觉得呢？
孙皓晖：首先，感谢久辛先生对我和我的作品的认同。但是，我还是要说，任何一部作品没有获奖（当然包括我自己），都是正常的。一个奖项有一个奖项的价值观，茅奖机构也有茅奖机构的价值观；对于基于价值观不同而做出的不同评价。
记者：以后是否还会参评茅奖或其他文学奖项，甚至诺奖？
孙皓晖：我对任何奖项都不会在意愿意接受社会与历史的考验。5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如果《大秦帝国》还广泛传播于社会，那将是对我和《大秦帝国》的最高奖励。那样的奖励，来自人民，来自历史，也是我终生的追求。而任何一个现实奖项的认定，都不能代表人民与历史。所以，我不会在意任何奖项。
华商网华商报：《大秦帝国》止步茅奖 问世十年荣誉与争议并存
“我不赞同这些理念，但是我赞同百家争鸣，一如既往地珍视并维护所有反对者的言论权。我与我的作品，应该接受社会历史的考验，而不会在意任何奖项的肯定或否定。”
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我省作家孙皓晖500余万字的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在第二轮投票第一阶段便折戟沉沙，对“出局”过早的原因，几位评论家不约而同地认为，原因很明显，是这部作品存在的一些“争议”。《大秦帝国》美化暴秦、贬低儒家是它问世以来一直伴随的争议，对此，评论家的回应也针锋相对，网络上读者之间的讨论也铺天盖地。孙皓晖认为，这些“争议”的产生是因为当今社会对秦帝国一直以来的严重误读。
为何出局：巨作“争议”不断
多年仍未平息
作为此次参评作品中唯一一部上500万字的小说，再加上同名电视剧的热播，《大秦帝国》在参评茅奖的178部作品中，可谓实力雄厚，在茅奖第一轮投票中，《大秦帝国》票数位居81部作品中的42名，但在第二轮第一阶段的投票中，便过早地“出局”，这让一些《大秦帝国》的忠实读者愤愤不平。
记者从一些业界人士口中获悉，《大秦帝国》被“茅奖”淘汰的原因主要缘于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争议”。
《大秦帝国》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何以导致多年来争议不断？其争议到底是什么？
自2001年《大秦帝国》第一部问世﹐到2008年4月全套11卷出齐﹐至今已经整整十年，这十年，荣誉与争议一直并存。
回顾《大秦帝国》的荣誉，分别有：《大秦帝国》第一部获“2001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奖”一等奖；2007年获“五个一工程奖”；2009年，出人意料地拿下中国小说学会2008年度长篇小说榜第二名；2010年，由作者亲任编剧的《大秦帝国》同名电视剧，荣获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剧奖。
去年，上海《文学报》曾连续刊发《大秦帝国》深度评论文章，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包括南京大学教授董健、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董健桥、作者孙皓晖本人等多位专家的长篇论述。孙皓晖介绍，十年来，包括网络批评在内，许多媒体都曾经发布过批评文章，近年来集中出现了一些激情批评文章。
质疑观点：美化暴秦，贬低儒家
孙皓晖称，十年来的批评意见，集中于对作品历史观与作者创作理念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五个方面：一，作者的历史观问题，核心是文明价值评判的尺度问题；二，颂扬暴秦；三，无限拔高秦始皇形象；四，反儒、贬儒，不尊圣贤；五，抬高商鞅变法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商鞅形象。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多次发表观点，质疑《大秦帝国》，他在文章中认为，“《大秦帝国》是一部歪曲史实、伪造历史的‘神话’，崇拜暴力强权，作者一再强调弱小民族的强势崛起与强势生存这一点，他心目中的强势并不是指真正文明上的发达，而是指在一种统一的文化下的民族能打仗、能农耕，通过暴力来达到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强势。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暴力崇拜。”
董健认为小说作者孙皓晖把秦文化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源头，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秦国在文化上落后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它本身从弱小到强大，没有产生一个思想家，商鞅、吕不韦、韩非都不是秦国人。
此外，他指出《大秦帝国》这个小说在艺术上很粗糙，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评法批儒”的论文，一部分是武侠小说。所以整个小说结构很松散，充满了大量的历史泡沫。小说作者不仅把孟子写成一个守旧势力的代表，而且极力矮化和丑化其人格，而事实上，孟子在儒家思想家中是最具有民本思想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一位。
支持观点：从未美化只是写出人物的复杂性
董健的质疑声音发出后，评论家李星、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董健桥、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王幅明等多位专家都针锋相对地转文回应董健的质疑。
李星认为，在围绕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之间，孙皓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的进步，这使他在《大秦帝国》中对儒家圣人、迂腐而不识时务的鲁国儒生采取了批判性、讽刺性的描写，对于法家人物在执法过程中的血腥却也无所回避。这其中的功过是非，不是后人所能简单判断的，但他对战国时代历史趋势的把握却是不应该被怀疑的。
“孙皓晖从来没有将包括秦孝公、商鞅、秦嬴政等推动历史进步的人完美化，而是写出了历史人物性格心理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嬴政在刚毅、果决的性格下掩藏着的冲动、小仁慈、好大喜功，使他严厉了长子扶苏，饶恕了生母赵姬的罪愆，误用了宦官赵高。”李星说。
文艺评论家曾庆瑞先生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大秦帝国》在历史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地域不变的前提下做了许多合理的艺术虚构，创造了秦孝公、白雪、荧玉等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商鞅人格魅力的铸造上，可以说超过了以往无数文艺作品。
而对小说将秦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正源的质疑，董健桥称，“真正对中国后世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创造及其伴生的意识形态，源自春秋战国时期，期间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为后世各种思想流派、政治主张、社会视角、治国理念等等思想理论之滥觞。《大秦帝国》对此的精彩描述，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生动、活跃的场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一种言之有据的观点。”
作者观点：写作不为获奖当今社会对秦帝国误读严重
对这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孙皓晖也曾撰文回应，他认为：“所有这些批评意见，都表明了一种趋势：当下社会对中国文明史基本问题的关注与审视，正在继续深化，实在是一件好事。这种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与评判，并由此渐渐建立我们这个民族接近于真理性的文明价值评判体系。对于这样一种趋势，我深感欣慰。”
昨日，对茅奖的“出局”，他说在他意料之中。
孙皓晖说：“我的写作，不以获得任何奖项为目标。能恰恰获奖，运气而已。没有获奖，才是正常的。”
对自己的作品，他这样定位：《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是一部以文学方式重新解读中国文明史的作品。所以，这部作品针对的理念，原本就是秦帝国之后流播两千余年的“非秦”历史烟雾。在中国当今社会对历史上的秦帝国仍然存在严重误读的情况下，对这部展现中国强势文明的作品，发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非常正常的。其中一些激烈的反对意见，正是基于陈腐的历史观与绝对的西方民主观而生发的。这样的意见，更是正常的。“我不赞同这些理念，但是我赞同百家争鸣，一如既往地珍视并维护所有反对者的言论权。我与我的作品，应该接受社会历史的考验，而不会在意任何奖项的肯定或否定。”他说。
本报记者 狄蕊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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