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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对中国足球协会原党委书记杜兆才立案审查调查结果。经查，杜兆才「靠体育吃体育」「靠足球吃足球」，严重破坏足球领域政治生态。什么是「足球领域政治生态」？为了解此政治术语，本站特刊出孙立平《足球政治》系列评论及中纪委《亚洲杯，从国足进步看到什么？》文章，以飨读者。
原载于2004年《经济观察报》
足球政治之西西里化
自从马拉多纳、普拉蒂尼、罗西这一批足球天才离开球场之后，几乎就没有看过一场完整的比赛。但这一次不同了，目光生生被这次中国足球风波给拉了回来。当然，吸引人的已经不是足球本身，而是比足球比赛更复杂的足球政治，是这些足球政治中所包含的也许不仅仅存在于足球中的逻辑。
足球政治与足球比赛是不同的，因此，你能够看懂一场足球比赛，但不见得能看懂足球政治。中国足球中就充满一个又一个的谜：水平之低世所公认，但球员收入与普通人收入的差距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次的失败很少有扬眉吐气的时候，但球迷的热情似乎没有任何失败可以摧毁；对足球的投入似乎是个无底洞，但对足球情有独钟的企业又总是前赴后继。
然而用一种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中国足球圈也似乎是一个最富现代气息的地方：它几乎是中国最透明的一个领域，连足协官员与企业家吃饭也会见诸报端；它又是中国几乎唯一可以进行舆论监督的地方，以至于有人说足球记者是中国最称职的职业记者；尽管它也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但相比之下，它似乎又是力量最多元化的地方，是一个极少见的可以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一个领域。
但所有这一切都救不了中国足球，而且情况似乎还在每况愈下，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所谓足球革命。
风起于青萍之末，革命的契机有时纯粹是很偶然的。这就是10月2日北京现代的罢赛事件，或者说，就是那个有争议的判罚。然而，从一个点球的判罚到一场轰轰烈烈的足球革命，却不是偶然的。足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吸引人的体育项目之一，就在于它的激烈和变幻莫测。也正因为如此，足球中的误判错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有人甚至认为误判恰恰构成了足球魅力的一部分。
10月2日这个判罚是怎样的？有关报道详细描述了有关专家的审查情况：在10月2日当晚得知北京现代队罢赛的消息后，中国足协马上要求沈阳方面尽快将这场比赛的录像带送到中国足协，结果国际级裁判周德荃带着比赛录像带和这场比赛比赛监督提交的报告连夜赶往北京，并在3日上午将这些材料提交给足协。
10月3日上午，中国足协副主席阎世铎和负责裁判工作的副主席薛立，以及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和技术部主任、裁委会秘书长李东生都相继赶到中国足协，当国际级裁判周德荃把从沈阳带来的比赛录像带一送到足协，马上组织专家们观看录像对比赛进行审查，以确定责任。一位与会的足协人士表示，因为这次罢赛事件问题很严重，足协领导要求一定要慎重、负责任，所以专家们对周伟新判罚点球的比赛画面反复观看十几遍，最后负责裁判工作的专职副主席薛立仍不放心，又要求看了几遍后，在他说出周伟新判罚没有问题的话后，专家们才结束审查。
其实，这个判罚本身是否错判和误判，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足球比赛的特殊性，不能在事后依据录像否定当值裁判的判罚，是一个明确的规则。退一步说，既然多名专家反复观看录像之后还能认定判罚没有问题，至少可以说明这不是明显的错判。由此说来，中国足协后来对当值裁判周伟新的处罚也就多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们更关心的不是错判与否，关键的问题是北京现代的反应方式—-罢赛。
正如有行家指出的，用罢赛的方式表示抗议，在中国的足球史上是第一次，在世界足球史上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是对行规的公然叫板。一个俱乐部除非是真的不想玩了，否则是很难有此举动的。但这个行动还是现实地发生了，不但发生了，而且引起了一系列震撼性的连锁反应，并成为这场“足球革命”的开端。
对于现代为何有如此大胆的举动，人们有相当不同的见解和评论。攻之者说，这是因为现代财大气粗，更有深不可测的背景，于是就来了个流氓造反；而辩之者则认为，罢赛是一个正义之举，有人甚至说，罢赛是中国足球制度革命的冲锋号，国安失去的是比赛和罚款，获得的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权利：我不是随便任人宰割的。并且进一步论证说，如果能通过罢赛事件厘清球队与足协的关系，并进而推动中国足球的制度变革，那么此次罢赛善莫大焉。
两种极端的说法似乎都缺乏根据，我倒更愿意相信，北京现代也许既不是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也不是无事生非的流氓。靠山再大，也不是随便可以动用的。更可能的是，现代的罢赛也许只是一个无奈之举。所谓无奈之举，就是说无法忍受了。在世界杯上对马拉多纳用上帝之手打进那个球的误判，英格兰队没有用罢赛来表示抗议，并不是因为那场比赛还没有中国的中超重要，而是知道这是一个偶然，偶然是可以忍受的。
相反，现代这次面对的情况显然不同。有人指出了这当中两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第一，近几年来，在北京现代在比赛中因裁判的错判误判导致失分的例子已有多次。第二，在足协公布的文件中，北京国安是中国足坛强队中未向裁判行贿的少数的几个队中的一个。接下来的推理就可以想象了。于是人们就见到了这个显然并非一时冲动的举动，而且似乎是与“上面”经过沟通之后的举动。问题是，从前面分析的情况看，现代的怀疑不仅是缺乏根据的，而且就这场比赛来说，这种怀疑可能根本就是错误的。
然而也正是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问题背后的深刻背景，即中国足球已经深陷规则破坏之后的不信任的结构之中。实际上，在最近的几年中，俱乐部与足协之间、足协俱乐部与裁判之间、甚至俱乐部与球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已经被破坏得所剩无几。在最近几年的足球政治生态中，黑哨和赌球，特别是赌球，已经在有力地瓦解着足球这个以公正和规则为基础的竞技运动得以存在的土壤。有媒体披露，现在100多万就可以买一场比赛。
为了赌球，裁判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球员可以买通；为了赌球，甚至俱乐部也参与其中；在一些地方，赌球中甚至出现官员的身影。据说，在一次会议上，一位俱乐部老总向到会的阎世铎讲了一个故事，一支球队的主力队员因为参与赌球而输了很多的钱，但自己又没有那么多的钱，结果被地下庄家穷追不舍，甚至到了“要命”的地步，无奈之下，这名球员只好张嘴向俱乐部借钱来还赌债。现代的罢赛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在罢赛和所谓“足球革命”发生之后，有人痛感中国足球中法治的缺乏。一般地说，这是对的。但实际上，事情的复杂性又远非一句缺少法治所能概括。缺乏规则不一定是没有规则，就如同缺乏秩序不等于没有秩序一样。在《信任的缺失与“黑手党”现象》（本报2002年4月15日）一文中，我曾提出一个概念：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即一种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稳定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足球的问题决不是缺少规则这样简单的问题。一位著名足球记者对此做出这样的评论：“我始终觉得中国足协之所以体现出一种‘不作为’的现状，最大根源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已经无法控制更不消说遏制中国职业联赛中早已超出正常违纪违规范畴的种种行为。比如，如果将中国职业足球比做一个农贸市场的话，中国足协的功能只不过是一位农贸市场管理员，其作为最多就是对于一些摊贩缺斤少量、偷税漏税的行为实施罚款，但如今的中国职业联赛早已经演变为一个随时随地有人欺行霸市、欺男霸女、强买强卖甚至强奸杀人的‘黑市’，难道你能指望一名市场管理员挺身而出去实施严厉打击并借此恢复秩序？”
事情显然不简单。
足球政治之联盟破裂
这次足球革命无疑是由资本发动的。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这场革命将区别于中国足球历史上的任何变革，中国足球“革命”成功要依赖资本，也唯有资本才能颠覆现状。不错，在当今的中国，资本是唯一能够向权力叫板的力量。而且，资本能够如此张扬地向权力叫板，在中国，足球可能也是唯一的领域。
然而，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是，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
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我们曾经指出，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形成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关系不仅左右了社会中的利益格局，而且成为定型社会生活的主要力量。其实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大体都是这样一种格局。足球就更不例外。由此形成的潜规则是，在这种联盟中轻易不能翻盘，尤其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翻盘。然而，这样被忌讳的翻盘却在球场上发生了。
在我国，资本对足球的介入始于市场经济发育最早的广东。在80年代中期，广州白云制药厂出资16万元取得了广州队的冠名权。之后，太阳神公司以200万取得了广州队的控股权。随着足球市场化、职业化的呼声日高，不少企业在足球上不惜掷下重金。但客观地说，那还算不上对足球的经营，企业看重的是冠名的广告价值。如果与中央电视台动辄上亿的“标王”广告相比，一个大企业在足球上几百万几千万的投入，也不算奢侈了。
而且，企业介入足球还有利于获得政治资本。一些城市的官员把足球看作是自己的脸面，如果一个企业肯把这个脸面给打扮漂亮了，就等于与当地的领导攀上了关系。在一个权钱密切结合的社会中，这种收益是难以计算的，仅仅是批地皮和减税就是可观的回报。就这样，虽然人们很难说清哪个企业在足球上获得了高于投入的收益，但对足球的投入仍然是乐此不疲。而这些介入足球的资本，明明也知道中国的足球短期内是难有起色的，甚至也明白中国足球体制的种种弊端，但能忍则忍，反正功夫在诗外，基本的默契一直维持着。
而这次的翻盘，实际上意味着联盟的底线已经被打破。这就涉及到其中的两个因素。
第一，是资本的期望值变了，有人不满足于玩票了，而是要真正把足球当作一个可以赢利的买卖来经营了。有人这样来描述徐明的生意经：2002年，徐明以区区400万的代价买下了四川全兴俱乐部的全部股权，这个价格甚至还不及队中马明宇、黎兵等球星的个人身价。1年后，被公认为降级大热门的川军取得了末代甲A第8名的好成绩，保住了参加来年首届中超联赛的资格。有人说，光这张牌照就不下4000万，何况队中还有具有很大升值潜力的若干年轻国脚。徐明的实践似乎证明，投资足球不仅不是天然赔钱的，更是可以赚大钱的。首战告捷后，徐明酝酿实施更大的足球帝国计划：一方面，他盯上了球员资产优良、却受制于体制缺位和资金拮据的辽宁、八一两大俱乐部；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内部重组，将原来作为梯队培养的实德二队、三队注册成独立的法人俱乐部，参加二、三级联赛。在徐明的如意算盘中，只需要两、三年，他就将拥有约6支顶级球队，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资产，也将是他左右中超命脉的重磅筹码。
第二，是球场变了。经过对职业化的一番鼓吹，水平没变的球员的报酬直线上升，一个稍微像点样子的球队，一年就得上千万地烧钱。投资大连万达七年的王健林沉痛地说，“在目前这种体制下，投资人完全变成了提款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愿做傻瓜的资本就开始萌生退意。所以有人说，这次资本悍然发动向权力挑战的“革命”，说到底只是一次资本寻求突围的自救行径。
关键的问题是联盟，这是另一个联盟，即足球场上资本的联盟。当现代高调罢赛的声音发出之后，中国足协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这还是当今中国行政权威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尴尬。处理轻了，足协的脸面全无，此例一开，以后俱乐部一不高兴就罢赛，局面就不可收拾。但如果处理重了，后果就更是难以预测。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有人说的国安的背景以及中国的足球联赛能不能缺了首都的球队。实际上，足协最担心的是连锁反应。如果资本纷纷撤资，俱乐部纷纷退出，结局就将是毁灭性的。而足协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要求成立中国足球职业俱乐部联盟有限公司”“要求中国足协公布历年财务状况报表”“停止今年中超降级”……等今年中国足球比“国安罢赛”更为刺激的字眼今晚如暴风骤雨般的袭向中国足协！
足球政治之真假革命
“足球革命”的最新消息是，革命家谋划在12月初召开第四次投资人会议，酝酿新的联赛。此消息据说是一位革命派的老总透露出来的。
其实，在上周六，在北京结束的第三次中国足球投资人联席会议上，由大连实德、北京国安、上海中远、辽宁等俱乐部高层组成的“改革派”，终于明确了自己“踢开足协搞联赛”的目的。“如果足协再这样下去，我们国安肯定不玩了！”国安俱乐部副董事长罗宁已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国安的态度，而实德董事长徐明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如果国安退出，我们实德也一定退出！”其实，在刚刚结束的第三次投资人会议上，中超七家主张改革的俱乐部已达成共识：无论足协如何应对，他们都要共同进退。这就意味着，一旦足协改革不力，七诸侯将集体退出联赛。
然而，现在革命的情形很尴尬。革命的一方紧锣密鼓，革命的对象却不理不睬。原来在革命家开会谋划的时候，革命对象总要有人在值班室收集信息，即使是双休日也不例外。但当第三次投资人会议召开的时候，革命对象办公室中已经是空空如也，革命对象们悠闲地享受着双休日的时光。因此，如同以前多次革命派透露消息一样，话虽然是对着媒体说的，却总会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知道那才是真正的听众。
正因为如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人表示：“这次会议（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肯定会涉及到我们自建新联赛的内容，当然前提是足协坚持不与我们沟通，不采纳积极意见或建议。”据报道，有关新联赛构想的具体内容，这位老总以“有待进一步商议”为由拒绝透露。至于会议的其他内容，这位老总表示：“毕竟是10天后的事情，我们要看看事态发展的情况再具体确定。”要看的是什么？还是革命对象的反应。
研究社会变革的人都知道，社会变革有两条基本路径，一是改革，二是革命。自上而下的谓之改革，自下而上的谓之革命。而这次中国足球革命的发起者，却用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叫做“自上而下的革命”。其实，这里的自下而上是假，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相对于行政上的权力来说，市场中的资本都不能算是上。所谓自上而下，只不过是为获得合法性寻找的一个说辞。而革命才是真，因为这是真正的以下犯上。所谓以下犯上，是说打破现有的框架而另起炉灶。
革命中通行的规则是比试力量，因此打破旧的框架自然要靠力量的比试。变革走到比试力量的地步，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双方大体势均力敌。足协有行政权力，资本有金钱力量，此一条件已经具备。第二，双方都自认自己有杀手锏。足协的杀手锏是处罚和禁止在足协框架外的职业性足球比赛，而资本的杀手锏则是退出和组织新的联赛。第三，约束双方的权威性规则已经失效。而这一点的情况却比较复杂，我们后面还要论及。但不管怎么说，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从比试力量开始的，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现代罢赛的决绝态度和大连徐明的千里驰援，一开始摆的就是这样的架势。
然而，现在最关键的是革命派的退路，当然叫做出路也行。这就是企业联赛或其他名目联赛的现实可能性。虽然革命派无数次地宣称要另起炉灶组织联赛，但对新联赛的设想却语焉不详。最明确的信息也许是记者从徐明口中抠出的这样几句话：“我们要形成新的体制、新的方式，来形成新的联赛。这个联赛不能完全保证假赌黑完全没有，通过我们努力，把它控制到最低点，直到最后的消灭，这需要各方的努力。”他还表示，当天举行的研讨会，就是要新的联赛从一开始就听取各方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少犯错误。徐明甚至还进一步透露说，新联赛将于明年秋天开打，这样将和欧洲赛季更加接轨。
事情仿佛越来越像真的了。然而事情真到过于简单的程度，人们就不禁对这种真实发生疑问。
如果企业联赛真的举办了，足协会做何反应？报道说，中国足协一位官员对记者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们也就违反了游戏规则，是不合法的。”说起7家俱乐部提出自己搞企业联赛，这位官员并没有表现出惊讶的样子，“这段时间以来，提出这样那样的方案、提案已经不新鲜了，所以没必要大惊小怪。”该官员说：“首先，在现行的体制下，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对国内所有职业联赛、业余联赛都是有管理权和监督权的，抛开足协自己搞联赛肯定是说不过去的，说白了，这也是违反游戏规则，违反行规，甚至说是不合法的。其次，这样也不符合国际足联的章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记者接着问到，如果几家俱乐部真的就像民间球队一样搞一些友谊赛性质的比赛会怎么样？这位官员的回答也很简单：“那首先在球队、球员注册上就取消了他们的资格，你觉得那些球员会干吗？既然取消了注册资格，那球员就等于没了根，就是想到职业联赛中踢球都没有资格，谁愿意冒这个险？”
更近的消息表明，对于罢赛和组织新的联赛，足协的态度似乎更加强硬。一位足协官员表示：“不用理他们，中国足协有找他们算账的时候。目前足协的方针是以静制动，一切等联赛结束，大家坐在一块讨论改革方案时再说。”他还透露，在12月5日完成本年度中超联赛的收官后，足协将向每一家中超俱乐部提出“是否将继续参加2005赛季中超联赛”的征求意见表。该官员介绍说：“如果投资方真的要退出，那么足协将考虑从中甲递补中超资格等方式，完善明年的中超联赛。”也许这是足协回击革命派的最明确的态度：如果退出，悉听尊便。
无事一身轻的球迷们就琢磨得更细致，一位叫三生石的球迷就提出了一堆这样的难题：如果搞企业联赛，谁来组织？徐明张海吗？谁给注册？不注册就不合法，工商局查你，体育场不敢租场地给你。谁当裁判？裁判也是足协管啊。谁来赞助？当年IMG把联赛场地内大部分广告牌都卖掉了，剩几块给你们，你们还开天窗呢。弄个企业联赛也能拉到赞助？有这么大本事现在也不用闹革命了。谁给场地？全国那么多体育场，全部是国家的，归当地体育局管，有钱就能租到吗？你们去试试看。谁做保安？一场比赛要动用大量警察武警，你去申请？叫你拿盖着足协公章的申请报告来，你再去叫阎世铎盖章？不要安保？你试试看，搞个球星见面会还得在警署备案呢。报纸怎么写报道？“大连实德企业队”与“四川冠城企业队”昨日在大连郊区草坪上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足球派系教学赛，发了也没人看啊。
事态的发展似乎是越来越接近死胡同了。一方面是不退出不组织新的联赛誓不罢休，另一方面则是掌握着封杀的杀手锏，双方都足以否定对方。但实际上，事态远没有那样严重。
在这一切表演的对面，其实远远坐着一位真正的观众，这就是国家体育总局。前面我们说革命派在举事的时候总是用余光瞄瞄革命对象，但真正瞄的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真正的观众。所以才有革命派不时向体育总局讨要态度。这不禁让人想起四年前那场处于胶着状态的美国大选。当然，胶着的双方没有组织人力到大街上比试力量，因为他们相信法律是最终裁定的权威。而中国足球革命的最终裁定者则是国家体育总局。因此，这个“革命”也许仍然是发生在行政框架之内的。
足球政治之“革命的薄弱环节”
在上一篇中，我们曾经指出，革命派的诸般动作，有许多是做给一个很少露面的观众看的，这就是体育总局。也就是说，双方比试实力的目的，要的是体育总局这个权威的一个态度。因此，这次革命看起来轰轰烈烈，革命者也显得义无反顾，但其实与其说是一场革命，倒不如说是一次上访，顶多是一次“闹访”。不过资本的闹访到底与被强征了土地的哭哭啼啼的农民不同，前者上访中的一次研讨会据说就耗资百万人民币，这就显示了今日中国资本的实力。
现在，体育总局这个不轻易露面的观众似乎终于有了明确的态度。其实，其态度也不得不明确了。农民经常说，季节不等人。一年一季的足球联赛也是如此，今年的联赛结束了，明年的联赛很快就要开始。这样总局的态度不明确也得明确。
在前些年，媒体上还几乎到处是阎世铎改任他职的消息。但最近传来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消息：阎世铎已经被总局确定留下稳定足协的工作，也就是说，他已经拿到了总局的“尚方宝剑”。有消息说，阎得以继续掌控足协主要是因为足协很好地处理了与G7改革的关系，在体育总局上下，均认为以阎世铎为首的足协“办事得力”、“水平不低”；面对种种指责，足协采取了既有原则又较为温和的应对策略。这一点总局是满意的，因为这基本上贯彻了总局“先调查、不激化、依法行事”的思路。
其实，体育总局的态度是完全可以想象到的。首先，足球革命如果获得成功，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就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要知道，体育可不仅仅是足球，归行政部门领导的体育项目，论大项也有几十项。如果足球开了头，就会今天是绿茵场上的革命，明天是游泳池中的革命，后天是篮筐下的革命。也就是说会引发连锁反应。这样的结果显然是有关部门不能接受的。其次，体育总局完全有能力平息这场革命。如果资本的联盟只是一种横向的联合，体育总局与各地体育管理部门的关系可是纵向的隶属关系，中国足协的22个非专职副主席大多是各地方的体育局局长。这样，体育总局与地方体育管理部门形成的联合打压力量就远不是资本联盟所能抗衡的。
这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资本的力量有了可观的积累，但面对行政的力量时，还往往不堪一击。有人过于强调了阎世铎的权术，仿佛是阎个人玩败了商人的联盟。其实这时精明和权术能够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面对如此强有力的权力体系，即使精明如徐明者也只有徒呼奈何的份。耗资百万的一个举动，在强大的权力体系面前连个响儿都没有。
这不禁让人想起原来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在他风光的时候，觉得几万元钱就可以摆平一条人命。但他不知道，那是体制容忍他的时候，当体制不能容忍他的时候，几十万也是摆不平的。还是河南的史来贺洞若观火，感叹禹作敏是个二杆子。意思是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分量，不知道他与体制的真正关系。而且，资本闹革命有个天然的缺陷，就是坛坛罐罐多，因而顾虑也就多。因此，革命大体是穷人的事情。这场革命背后的资本，基本都不是靠足球吃饭的。他们都有另外的生意，徐明就刚刚获得了成品油的经营权。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资本的革命高调、豪华，但如果革命威胁到这些坛坛罐罐，其打退堂鼓也迅速。这将是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看到的。
现在有关体育总局的态度还只是透露了星星点点，如果消息得到最终证实，这是否意味着足球革命的最终结果已经明确？拟议中的12月初第四次投资人会议还是否能如期召开？革命派谋划的新的联赛是否已经胎死腹中？对这一系列的问题要给出答案还为时过早。趁这个机会，我们不妨回过头去看看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启发我们去思考，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不是在西欧这些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而是在俄国、中国和东欧这些相对落后的地方发生。当然答案是早就有了的，这就是列宁总结的：革命总是从统治最薄弱的环节上爆发的。在思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在足球场上爆发的时候，我总是不时想起列宁的这个论断。然后又要去琢磨，难道足球是统治的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说是的话，那足球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薄弱环节呢？如果说不是，那足球革命的根源又该如何解释？
人们在鼓吹足球革命的时候，总是说中国的足球之所以上不去、联赛之所以搞到了这个地步，原因是在于足协所代表的行政化的旧体制。抨击中国足球的旧体制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以此来解释足球革命发生的原因，就远远不够了。因为旧体制的弊端绝非仅仅存在于足球之中，甚至足球可能还不是旧体制的弊端最突出的地方。那些几乎完全没有人观赏，只为奥运会上夺几块金牌，同时国家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旧体制的弊端就一定比足球更不突出？其实，如果就事论事，从旧体制最典型的特征看，足球相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说，旧体制的弊端可能倒是最少的。这样说至少有几个理由：
第一，市场化的程度最高。从1994年开始搞职业化以来，职业化有了相当的进展。当然你可以说这种职业化是很表面的，行政权力对足球的干预过多。但问题是，目前中国又有哪一项体育比赛哪怕在表面上比足球市场化的程度更高？第二，足球几乎是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最透明、舆论监督力度最大的一个领域了。赛场内外，前台幕后，人际纠葛，大事小情，几乎统统被写到了各种各样的新旧媒体之上；无论是对球员，对教练，还是对裁判，功过是非，褒贬臧否，几乎没有任何禁忌；就是足球的行政领导，也没有逃避批评与监督的特权，如果说足协算是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的话，中国可能没有一个司局级的政府部门可以像足协这样随便进行批评的，在司局级干部中，可能没有一个人能像足协主席（实际上是常务副主席）那样被百无禁忌地进行批评，甚至挖苦讽刺的，最新的字眼是“审判”。第三，中国的足球可能是开放性程度最高的一个地方。说国内球员的水平不行，洋球员引进了；说国内的教练水平不行，很多俱乐部请进了洋教练，而在近几年国家队的教练中，就更少看到中国人的身影了。
然而，足球又是中国体育中最惨也最黑的一个地方。被注入了大量金钱之后，除了偶尔泛起的几个漂亮泡沫，中国足球连“有所进步”这样的评价也担当不起，反倒是假哨赌球大行其道。于是，职业化被理解成金钱的游戏，被理解成了有钱可使鬼推磨。于是也就有了绿茵场上的今天。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足球体制上的上述亮点、人们激烈抨击的体制的弊端以及越来越黑越来越惨的走势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新旧两种体制，加上外部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已经在足球改革中形成了一种畸形的体制变种，这个变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过渡的形态，而是开始定型化下来，它有自己的规则，有自己的逻辑，有自我维持的能力。这个变种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两种体制中的那些弊端统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于是就造就了中国独有的金权足球。顺利的时候，可以获得金权双丰收，而不顺利的时候，就是鸡飞蛋打。这时候，所谓最薄弱的环节就形成了。
足球政治之革命结局
如果说革命开始于不得不革命的情势，那么革命也就终结于不得不结束的条件。喧闹一时的中国足球革命，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这整个过程。但客观地说，在这种数九隆冬的季节里，能把革命轰轰烈烈地坚持三月之久，已经实属不易。
革命可以有千种原因，但革命要能够形成动员的能力，道德的感召力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普通人对革命家的最起码要求。不然的话，凭什么让那些只有在革命中流血流汗、冲锋陷阵的份，革命后分文不得的人追随你？然而，这却是资本革命家最难以克服的弱点。资本革命家与出身资本家的革命家不同之处就在于，革命只是其资本升值的手段。他们之所以要发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是为了能更多地赚钱，但问题是，如果一种更坏的体制能够让他们赚更多的钱呢？
记得足球革命发动不久，就有人将徐明称之为“臀部带封建烙印的革命者”。这个比喻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那篇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两位革命导师在指责“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的时候辛辣地说到，为了激起同情，他们不得不装模作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阶级的利益而声讨资产阶级。为了拉拢人民，他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意外发现他们的臀部依然带有旧的封建烙印，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稍微有些出入的是，最先露出“封建烙印”的不是徐明而是张海。先是健力宝的并购将张海生生排挤出局，接着便传出张海被怀疑侵吞健力宝数亿资产的消息，不久又传出张海被刑事监控的传闻。这样，张海就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要应付经济纠纷甚至是刑事麻烦，但另一方面，作为这次足球革命的领军人物之一，即使是撑着，也要硬着头皮，和足协斗争。
但张海自己也知道，他们发起的可是投资人革命，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俱乐部的老板和作为一个社会闲散人员来领导和参加革命，分量显然是不同的。甚至还不仅仅是个分量的问题，连基本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所谓G7是按照俱乐部而不是按照人头来算的。而作为俱乐部的健力宝则从根基上抽掉了张海的合法性基础：“不允许张海以俱乐部名义进行任何欺骗活动，否则俱乐部保留追究张海及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而作为这次革命主帅的大连徐明，更是让身后的追随者不知所从。国安罢赛，徐明千里驰援，之后便成为革命的主帅。其后一系列的革命举动，徐明都是身先士卒。但突然之间，连个招安的仪式都没有，实德已经在遴选新的主帅并备战今年的中超了。于是有人说，一个曾扬言与中国足协势不两立的大连实德转眼间从“土匪”变成了“良民”。
有人猜测，这是因为在中国足协甚至是体育总局的高压下，明智的大连实德率先看透了革命的最终结局，停止对抗，调整战略，在第一时间改变战术，以牟取革命带来的红利。不管原因是什么，总之结果是革命的主帅放弃了革命。这样的情势会带来树倒猢狲散的效果。有报道指，在香河会议期间，被称为G7的俱乐部就逐渐开始出现了分化的苗头。最早是中远的徐泽宪在改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引退，中远俱乐部随改革派一起“闹革命”的信心有所动摇。另外，G7的另外成员青岛颐中突然转让，新东家对待改革态度究竟是什么还不知道。在香河的两次会议里，天津泰达也和其他投资人也走得并不是很近。这就注定了革命的最终结果。
其实，这样的结果是顺理成章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就说过，这次所谓的足球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一次足球上访，顶多是一次某地方政府前一段时间创造的一个新词–闹访。革命的厄运发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轰顶这个词来形容阎世铎在年底香河会议上对革命派的突然反击。在阎的自称为个人意见的讲话中，不仅否定了投资人关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议，而且对于承诺过着手实施的诸如“管办分离”、“明确经营权、所有权和管理权”等都一概不予承认。这次反击从没有引起革命派像样子反弹的意义上说，等于宣告了革命的彻底失败。对于足协的反击的底气何来，人们不免有种种猜测，但实际上原因非常地确定，这就是我以前说过的那个遥远的观众即国家体育总局的态度。
在中国，最终的拍板权在行政，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权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稳定压倒一些。毛泽东原来曾经说过，世界上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着的。稳定就是这样的大道理。阎世铎在香河会议上搬的也是这样的大道理，他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不安分的投资人冷静下来。而社会常识告诉我们，一旦领导讲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这意味着最终的判决来临了。到了这个时候，纵使你有千般道理万般理由，都属于被管着的多说无益的小道理了。于是，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后革命时期的秩序。
然而，如果说革命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恐怕低估了革命家的智力。其实，失败的可能只是革命和足球，而不是革命家。有分析家指出，在“夺权”行动失败后，投资人已经不再对革命感兴趣，而是陷入了战略退却前的最后疯狂。一方面加快套现步伐，到处寻找接盘者；另一方面则抓紧冰河期前的最后机会，能怎么捞就怎么捞，能捞多少是多少。在入主健力宝集团严重受阻，未来存在很大变数的情况下，北京汇中居然还斥资数千万接手健力宝俱乐部，人们看到的结果是，制造了一大堆烂污的张海成功套现了。
在青岛，注册资本仅一二个亿的中能集团，投了3000多万拿下了颐中俱乐部的控股权。对此，有人指出其中疑点多多。更有知情人士提醒说：“前一阵实德领头闹革命时，颐中俱乐部总经理孙能文积极站在徐明一边，你想想，颐中是国有企业，他们怎么会参与这样的事情？这说明双方当时可能就已经达成协议，毕竟如果颐中队降级，实德收购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改革派力主足协暂停今年中超升降级。现在看来，徐明的目的达到了，他是真正的赢家啊！”
按照惯例，革命派与革命对象结束革命的最体面方式就是将革命转化为改革。这个时候，为了给革命中形象受到损害的革命对象以面子，革命对象将会用强硬口气宣布他主导的体制是有生命力的。但这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其实，精明的革命对象清楚地知道酿成革命的危机是什么。这样，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某个时间里，他们会主动发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时要强调，这本来就是他们要做的，而不是别人逼迫的。这样的改革有时会造就新的体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大多数的改革会不了了之。因为这时候革命的压力已经不复存在。
可以说，后革命时期中国足球的路会怎么走，人们只能拭目以待。影响这种走向的因素既有继续掌握权力的革命对象对危机的认识，也有资本还在心也没死的昔日革命派是否会继续施加压力。但不管路怎么走，身处市场化程度比大陆还高的香港的香港足球队主教练黎新祥先生的提醒是有益的：“中国足球迟早都需要进行改革，但改革不可以让钱操控太多与比赛有关的事情”。